喀什訊（通訊員 曾天潤）翻開余華的《我膽小如鼠》，楊高天性溫和而順從，從小就被父親告誡“不要打架，要聽話”。他的同學呂前進卻截然相反，以暴力與欺凌為榮。在一次次沖突與羞辱中，楊高的忍耐與退讓，被所有人——包括施暴者和旁觀者——解讀為“膽小如鼠”。這種“膽小”最終成了烙在他身上的印記，甚至扭曲了他的自我認知。
在一個異化的環(huán)境里，人最大的恐懼或許恰恰源于保持人性所需付出的代價。我們恐懼被集體拋棄，恐懼因“不合群”而承受的懲罰，恐懼自己堅守的善其實毫無意義。
當“勇敢”被定義為對暴力的屈服或模仿時，一個人若想真正勇敢地活著，就必須獨自承擔由此而來的所有恐懼。
余華的深刻之處在于，他并未給出一個英雄式的答案。楊高最后的爆發(fā)，并非勝利，而是這個悖論帶來的毀滅性結局——那個最恐懼暴力的人，最終被暴力吞噬，甚至成為了暴力本身。這讓我們在戰(zhàn)栗中反思：我們身處的環(huán)境，是否也在用某種單一的“勇敢”標準，逼迫我們交出自己的恐懼，乃至交出我們的人性？